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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擅长于用矛盾冲突的观点分析社会中利益存在冲突的社会群体，是一套“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采取了唯物的看待历史的观点，假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3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1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由是在人的创造性地实践过程中得到体现的，自由不同于简单的对外而言的必然性，它是一种对人类来讲内在的本性。人类的存在即存在着非必然性，人作为偶然性存在的生物，在面对存在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空间中，我们作为非必然存在的生物，就难以追寻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就会面临到面时自然的必然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必然性与其说是对自然的必然性，倒不如说是人类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具有着人文色彩，是不可以脱离人类本身的主现存在，如果脱离了人類的主体本身的存在价值，而是追求自然中的客观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那么人类的任何活动将不存在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哲学 自由 必然 人文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409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反杜林论》中，他们在书中批判和反驳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论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论述了意识和思维是对现实存在的物质的一种切实反映。除此之外，他们还以历史事件的和人类活动为根本，阐明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通过马克思的理论，我们认为人类活动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自由有意识的活动”是一种体现人类存在的，并且继而服务于人类生命的活动。人类活动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类可以进一步的在思想和身体上得到提升。人类活动使得人的生活存在有偶然性、不确定性，也正是由于这些非必然性，使得人类的生活具有丰富性和意义性。人类的活动不是遵循着外在自然条件所趋向的方向所进行的，它遵从着人类自己的社会规律和原则，人类活动中体现着自己本身所带有的思想性，这是不同于其他动物性或植物性生命的区别。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外界的非必然性，人才是类存在物，称之为人类。
在之前我们的理解中，我们把人类活动理解为人类带有目的地探索或者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尽管这种定义抓住了人类活动中行为的实质，但是没有进一步指出人类活动对于人类自身的内部意义体现。人类活动不仅仅是改变了外界的活动，一种与外界物质存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不断地改进了人类内部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意义，以及人类的活动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人文性意义。马克思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视野从人类对于外部自然环境的改变，转换到了发现人类内部的世界。这种由对实体的关注转向对存在与存在意义的研究，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把人类的活动与人类本身的意义结合起来。这种角度通过对人的内部世界的关注，创立了一门新的哲学。
因此我们就不能困于旧的认知范围来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研究，而是应当转为一种新的想法进行考虑，重新定义马克思所说的自由。马克思所认为的自由，不仅仅是建立必然之上的，更是以追求人类行为的目的和价值的。自由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自我完成，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性的目标，人类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自由性，但是在这种自由中，人类又会受到自然的限制以及引导等多种约束，从而人类的进化又会存在着必然性，从而导致人类的活动也会存在着必然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自由和必然之间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自由是具有主观性的，是我们自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特质，我们在生存的过程中，行为活动是具有自由的动机的。在这种自由的生存活动中，我们会避免不了与自然环境或者其他外部环境产生接触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尽管我们仍旧是想遵从与我们自体本身的自由状态。但是我们会发现，外界环境对于我们的活动会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种限制是我们无能为力不可避免的。这种外界环境的选择是必然存在的，尽管这并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但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人类在偶然的探索过程中，遵从着自由的最初动机，而所面对的外界环境的必然选择，这两者之间并不发生着任何的冲突。因为一个是人类内部对于外界的探索，而另外一方面是，外界条件对于人类内部的约束，两者的交界在于人类的自由受到外界的引导，从而走向必然的一个趋势。这两者之间是否会存在有冲突，这要取决于人类的自身内部的自由决定，这种决定由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结果却是必然性。因为对于外界环境来讲，是不可改变的，外界环境并不存在着有任何的可选择性或者偶然性，恰恰相反外界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所以关于两者是否可以统一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自由的人类行为与外界环境是否可以达成统一。人可以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活动行为来使得最后与外界环境达到必然的统一结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所以尽管人类会在不断地调整，也是出于—种自由心态下的多种尝试，最后的契合解决不统一的问题也是出于一种概率现象的尝试。简而言之，人类会通过自由的调整自身的内部活动行为，最后达成契合与外界环境必然性的现象。
有了这样的理解，人们对于自由也就减少了狭隘的认知，从而对于外在的必然性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如果可以对于外界的必然性加以合理的利用，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历史中少走许多弯路。对于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是我们从历史事件中可以理解和学习的，最后应用于实践之中。人类将必然性的理解加以利用，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现实时代，对自由加以不同的关注和引导，人类就会在自由的历史上迈进坚实的一步。这样对于自由和必然性的理解，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这样认为的，客观看来的必然性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的，是事物本身所存在的，它会规定事物在存在或者发展过程中以及最后的结果状态中，都确定不移的趋势。因此，人类要想获得所谓的自由，就必然要先行认识到必然性的规律，认识并且认可，最终在主观上进行遵从。否则人类就会陷入被动的境况之中，尽管人类的行为是自由和主动的，但是并不能得到外界环境的认可与接纳，那么这个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是无效的，所以人类最初就要认识到外界环境中所存在的必然性，然后将必然性考虑到自己的活动行为中，在做出行为时，对于必然性的事情就会加以考虑。如果不能认识到外界环境的必然性，那么在人类的生存轨迹上仍旧会有必然性的存在，但是人类尚未发现，所以导致产生了一种盲区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陷于一种被动的选择中的，人类不了解的某种自然规律，并不会因为人类不知而不产生作用，这种作用会独立于人类的活动而存在着，人类的活动依旧逃脱不了这种自然规律的约束。
但是经过我们正确的认识这种必然性，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将其作为一种规则或者常识来应用，我们也就自然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可能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疑问，就是这种存在于规律的行为，是不是对我们的行为的一种约束，那么具有约束的人类活动是否还称之为自由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的进行考虑，如果我们在知道吹冷风会感冒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是否还会在想要自身健康的情况下，继续去吹冷风吗?显然是不会的，那么我们在不吹冷风这个方面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不自由的行为吗?自由与否不是考虑我们是否把每件事情都尝试一遍，而是在于我们按照自我的意愿进行活动，在知道了这一规律的情况下，我们人类所具有的趋利避害的特质，自然而然的也会自主的避让，而不会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为。所以在这种层面上来讲，这种通过了解外界环境的必然性，从而对于自设活动有一定约束，但是人类的活动仍旧会存在着他自己的自由。我们应当将人类的自由与客观的必然性分开来进行讨论，摆脱那些绝对的自由或者说是幻想中的自由，那些从来不具有条件的不可实现的自由，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的前提下所具有的，尽管这不能作为自由的一项定义，但是在某种条件中来讲，这也相当于自由的必然性。
无论是人类内部的自由还是外界条件的必然性，两者都是对于人类的活动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的，通过自由，我们人类可以在创造性的条件下，进行天马行空的自我探索，获得感性的或者客观的内容和知识，增进与外界环境的联系。在这种发展中，人类不断地归纳总结，不断地完善，积淀规则，而最终将会达到一种我们人类所追求的完美目标，就是与大自然与外界环境和平相处。这两种活动是将人类的内部与外部结合起来，在人的理想中的绝对存在于外界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一种我们与外界环境联系的重要渠道。
现在，我们以一种更加明了的态度来面对自由和必然，以更好的心态去增进自己的内在需求，这是一种人类的进步。人类也不必拘泥于是否是必然性，而真正应当考虑的是，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中，所孕育着的，我们尚未发现的规律，这些对人类未来有益的事情，都是值得我们通过自由的探索和创造最后得出的，这种最后能够所得规律，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也是一种必然。我们人类应当顺应外界的必然性，通过自身的自由的创造力，来寻求对人类发展最为有利和迅速的捷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2
在这里，必然是指客观事物2113的本质和规律，而自由是5261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4102客观世界的改1653造。
必然和自由是一对相互矛盾的范畴，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首先，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必然是客观规律，是外在的约束，对人类主观而言，必然的存在是一种“不自由”。而自由是人类对于规律的掌握和运用，是主观的自我意志，是主观的“随心所欲”。
同时，必然与自由又是辩证统一的。必然是相对于自由而言的，是人类主观意志对于客观世界的感受。没有人类的主观理解力，也就无所谓必然。而自由也不能脱离必然而独立存在，必须以必然性为前提。没有必然就无所谓自由。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必然，人类才会有自由。违背必然的所谓“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盲动。这种盲动，由于违反了自然规律，必定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因而最终是不自由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掌握了必然，人类才会在必然中自由行动。这是真正的自由。庖丁只有正确认识和掌握了牛的生理结构，解牛时才能“游刃有余”。人类只有掌握了运动规律和宇宙结构，才能自由地翱翔于太空，才能“可上九天揽月”。
自由也必须通过对世界的改造而得到。要认识自然，认识必然，必须通过改造自然的途径获得，除此别无他途。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现真理，发现规律，不断逼近真理，逼近规律，也不断掌握真理，掌握规律。这就是认识必然的过程，也是获得自由的过程。
这就是必然与自由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3
李达(1890—1966)，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1920年从日本留学归国，随即与陈独秀等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和主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筹备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不久后创办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平民女学。1922—1923年，应毛泽东同志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并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主编。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强令关闭后，先后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大学法科任教。1926—1927年初，先后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及武汉图书馆馆长。1927—1941年，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高校任教。1941年7月在广东中山大学被教育部电令解聘后，失业困居家乡零陵五年多时间，于1946年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并亲任校长。1947—1949年，在湖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最早探索者和奠基性人物，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唯物辩证法大纲》等著作，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名篇。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拓荒者。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最为深刻，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最为系统。正如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所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较为广泛传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建党前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的运用。俄国十月革命后，尚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很快就由一名爱国青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1923年，李达在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时国内外影响广泛的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以张东荪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假社会主义、以黄凌霜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潮等作了系统的批判。在这些思想论战中，李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注重从世界观的高度揭露这些思潮的根本错误，因而他的这种批判显得极为深刻。例如，为了回击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李达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一系列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的世界观基础即个人主义。李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上述思潮的过程中，系统、准确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是20世纪2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释。从五四运动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早在留学日本期间，李达就曾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日文译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赫尔曼·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并于1921年4月、5月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系统传播。1926年，李达出版了专著《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作了当时最为系统的阐释。该书深刻地分析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指出物质生产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清晰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的最高水平。该书出版后，轰动了当时的思想界，至1933年即印行14版之多，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著名史学家吕振羽曾说，“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正因如此，该书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1927年，李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其罪名便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三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通过总结大革命理论准备不足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受到2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辩证论者在与机械论者的论战中取得绝对胜利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逐渐开展了一场气势磅礴的宣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运动，并由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传播阶段转入系统传播阶段。李达就是这场唯物辩证法运动的主将。1929年至1932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些著作都包含着唯物辩证法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更是对唯物辩证法作了系统阐述。这部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阅读了该书，并写下了1.2万多字的批注。当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说：“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通过唯物辩证法运动，至3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了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已经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上较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后于1937年正式出版。《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撰著的首次系统、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阶段的基本结束。毛泽东同志收到李达寄来的这部著作后，曾认真地反复阅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的眉批，并把它推荐给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同志不仅称赞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而且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
2、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建构
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探寻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这突出地体现在李达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上。
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李达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建构的代表性著作，被人们誉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现代社会学》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该书依次论述了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家族、氏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以及社会之将来等问题，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是如何“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探求社会进化之方向，明示社会改造之方针”的。
其次，《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作了准确、深刻的阐释。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仅是零碎的，而且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片面性，特别是往往把唯物史观归结为两大要旨，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李达在该书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则坚持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既强调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对人类社会的最终决定作用，也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提出了“阶级意识”和“社会思想”这两个极具特色的概念，分析和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现代社会学》注重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实际。该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最后落脚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领导者和前途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和探索。李达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革命的前途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该书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所亟待明确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解答。
《现代社会学》还包含着李达进一步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纲领。李达在该书中指出，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学科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唯物史观“欲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必须借助于这些学科。正是基于这种联系和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需要，李达把唯物史观运用于这些学科的研究，开拓了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多学科理论向度。
一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经济学向度。李达不仅翻译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而且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大纲》、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专著《货币学概论》等重要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主张。所谓广义经济学，就是用“历史唯物论指导经济学去研究各种社会经济构造的各种历史的特殊发展法则”，从而建立既把握经济进化的一般法则又反映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法则、能够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李达的“广义经济学”主张，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他所开拓的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经济学向度的集中体现。
二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历史学向度。李达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派的杰出代表，而他对唯物史观的传播、研究和阐释，直接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形成。为了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和探寻中国革命道路，李达撰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著，运用唯物史观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中国思想界最先把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确切地概括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并得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也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的正确结论。李达还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最早提出了按经济形态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张，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还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而写作的世界通史《社会进化史》，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普遍适用性。
三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政治学向度。李达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政治学研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分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民族理论、建党理论、国家理论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早在建党前后的思想论战中，他就曾依据唯物史观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完全适合于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的研究，成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理论前奏。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方面，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深入剖析。在民族理论方面，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专著《民族问题》，其关于民族团结和建立广泛的国际联合战线的思想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四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法学向度。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李达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法理学大纲》，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思想方法，对历史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法学流派和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对各种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国民党玩弄“制宪”把戏欺骗人民的伎俩作了巧妙的揭露，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早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又先后出版了《谈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法学著作，对推动我国的宪法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五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社会学向度。李达不仅在社会学的名目下阐释唯物史观，而且还将唯物史观运用于考察一些纯粹社会学论题，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建树。例如，他从众多方面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因此，仅从狭义的社会学意义上看，他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后期，李达逐章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专章探讨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由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等问题，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建构。
3、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索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是少数几位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早探索者，而且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两部著作。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一个文本。它与同时期国外特别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相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该书共分“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五篇。仅从篇名就可以看出，该书的内容已涵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诸基本原理。它不仅是当时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最完整、最全面的阐述，而且构建了一个“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
首先，《社会学大纲》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实践的唯物论”，认为“实践的唯物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特质。他指出：“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了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在李达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指以劳动为基本形式的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二是指作为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认识的真理性的规准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既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又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李达对实践范畴的这两重规定性及其重要理论意义都进行了深刻论述，但相比较而言，他更强调实践的认识论意义。这是因为，他认为，作为实践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而“当作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又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之普遍化的概括”。
其次，《社会学大纲》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合”，阐述和展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史上“实践的唯物论”的生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李达把一切先行的哲学都视为“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并认为“唯物辩证法的生成，不仅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摄取，还根据了新的丰富的内容”，即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的哲学的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的这些论述，较之后来苏联及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有关看法要全面、深刻得多。
最后，《社会学大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理解为一个整体、“一块整钢”，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李达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唯物辩证法，必须从历史—社会的领域贯彻于历史—社会的基础之自然领域，它才成为统一的世界观，成为一般的方法论，所以唯物辩证法必须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综合”，而“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不过是“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两个部分、两个领域。“辩证法，论理学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是同一的哲学”。李达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克服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局限性，也与当时苏联哲学界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世界观、视辩证法为方法论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几大块构成的片面看法判然有别。
总之，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构建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独到的理解。众所周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展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迟至90年代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上大体上达成了某种理论共识。李达在30年代中期就已明确主张和系统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并构建了一个“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刻性和创造性。
《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二个文本，它是20世纪60年代初李达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李达之所以要主持编写这部著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他对当时流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很不满意，认为其中有很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二是他觉得自己以前撰著的《社会学大纲》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很高评价，但那本书毕竟是20多年前的著述，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概括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不可能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也不可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因而仅仅对其作局部修改尚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这两方面的考虑决定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理论着力点：一方面，该书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学大纲》原有的诸多理论特色，如强调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重视考察“唯物辩证法的前史”，突出实践观点及其认识论意义，强调“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等等。另一方面，该书着力总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为了实事求是地阐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该书用整整一篇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从原始时代的人类认识一直讲到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因此，无论是在概念框架还是在理论内容上，该书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体系都克服了当时流行的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所普遍具有的那种片面性，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风格。
4、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辟阐释
从建党时期开始，李达与毛泽东同志之间有着近半个世纪的哲学交往。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以及译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都是毛泽东同志反复阅读过的著作，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赏。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精辟阐释，为准确理解、系统把握和广泛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经修改后公开发表，李达随即写作和发表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著作，对“两论”作了精深研究和系统解说。
一是全面解读了“两论”中的基本思想和重要观点。“两论”解说采取逐段解读的方式，不仅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准确地阐明了“两论”的理论源泉，而且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发展史实以及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历史事实，阐明了“两论”的实践基础。同时，李达还运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直观清晰的图解，结合毛泽东同志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完整地阐释了“两论”乃至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并对“两论”中未能展开的一些重要概念、观点及其所涉及的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了详细解说。
二是补充和发挥了“两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两论”解说并未囿于“两论”本身的内容，其在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例如，在讨论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时，为了说明人的认识的能动性，李达提出和讨论了“认识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问题，认为认识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是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在认识过程中的反映;在说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时，李达发挥了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的观点，得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的结论。这些真知灼见都为毛泽东同志所接受和吸纳。
三是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地位以及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方法。“两论”解说的一个突出理论特点，是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自觉融入对“两论”的文本解读中去。例如，在解说“两论”关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人类认识包括由特殊到一般与由一般到特殊两个过程的论述时，李达都以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例来加以分析，彰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性和创造性，也阐明了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和科学方法。
李达的“两论”解说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它很好地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为推进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实践论〉解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两论”解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核心文本的精深研究，为李达后来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坚实基础。《唯物辩证法大纲》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贡献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同志把党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系统的解决，为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和可靠的保证;第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简要地、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使它成为广大革命群众能够直接掌握的尖锐武器;第三，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的独特条件之下，创立了一整套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革命的学说，光辉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第四，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学说，从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该书最后总结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以新的内容独立地推进唯物辩证法，把它提到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