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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并用于指导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建筑企业在“十四五”规划五个重点方面的工作，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建筑企业在“十四五”规划五个重点方面的工作
一、工程建筑企业十四五规划难点
以某工程建筑企业为例：
“十三五”期间，某工程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集团公司”)经营规模显著增长，2016-2018年合同签约量总额700亿元、营业收入总额350亿元、利费总额15亿元;股东增资8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突破30亿元，资产负债率、“两金”占比大幅下降，重大资金回收风险得到有效化解。建安、投资和房地产同步发展并形成“6:3:1”的业务格局。建安业务保持龙头地位(民建业务保持支撑地位，工建业务持续低位徘徊);房地产业务稳步推进;投资业务不断发展。集团公司持续优化组织功能，有序推进两级总部改革，不断完善制度管理，全面推进项目合伙制等业绩考核，以“标准化+信息化”拓展项目管理的新内涵。但仍需强化或亟待解决如下问题：
“千亿内部协同市场”开发与为上级企业提供价值链战略支撑的能力。
装配式建筑业务尚未形成规模，工建等业务发展不均衡，房地产业务管控力度偏弱。
区域市场虽有布局规划但持续发展能力有待强化。
面对多元业务，一体化管控体系灵活度不足，集分权管理有待优化;创新组织机制、激发内生动力、优化分配模式等，将推进深层变革。
二、2019年工程建筑行业纵览
2019年地产投资、销售“双高”为地产产业链复苏积蓄了空间，关键看资金端利率下行。
截止2019年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10.5%环比持平，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速-0.1%环比提升0.5pct，下游需求极具韧性为2020年板块业绩复苏奠定基础。
施工端稳健增长叠加交付到期推动竣工端数据持续好转，提振下游装饰需求释放。截止2019年9月，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同比+8.7%(同比提升4.8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8.6%(同比收窄2.8个百分点)，2018-2019年逐步集中交付到期推动竣工提速。
中长线看国内基建仍有较高空间，长三角、粤港澳等发达地区具支撑基建建设的财政根基与人口基础，中西部地区有较强的基建补短板需求。
2018年，人均GDP中国$9770(日本$3.9万、美国$6.3万)，基本相当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左右水平;中国城镇化率60%(日本92%，美国82%)，经济及基建需求未来仍有较强的提升潜力;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远低于日本(超220%)、美国(超100%)，具备较强的财政能力支撑基建建设;铁路/轨交是最具前景的基建细分市场。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角度看，近年来，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位居前列且增速均超过或基本持平全国增速;从人口规模角度看，广东、山东、江苏等省位居前列，广东、浙江等省人口净流入规模位居前列。这些地区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债务水平可控，尤其是长三角、粤港澳拥有国家级别的政策支持，且人口规模高，因此具备支撑基建建设的财政基础与加密需求。
从各省“十三五”高速公路规划完成情况看，较多中西部省份剩余缺口仍较高，赶规划赶工期的压力较大;较多中西部省份的基建密度明显较低，未来补短板空间较高;交通强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政策亦支持中西部地区基建建设。
“一带一路”区域工程承包业务显著优于整体水平。
国内与“一带一路”区域工程承包业务增速显著优于整体水平：截止2019年8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减少6.7%，其中“一带一路”区域同比增长27.5%;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同比减少4.2%，其中“一带一路”区域同比减少1.9%。
趋势判断：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可能仍将较为疲弱，而“一带一路”区域虽然显著优于整体水平，但也存在新签订单增速快、完成营业额增速慢的问题，因此机会可能是结构性的，如在政局较稳定且合作较深入的俄语区业务布局较多的公司更易于获得较大增长弹性和增长确定性。
国际建筑龙头通过特许经营/业务横向扩张等改善现金流、提升ROE。
采用“海外扩张”战略的典型案例有西班牙ACS、德国HOCHTIEF等。新兴国家基建、房建建设有较高空间，通过海外扩张将能有效抵御本土压力，且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及品牌美誉度，从而使得自身价值提升。
采用“特许经营”战略的典型案例有法国万喜等。特许经营业务与工程承包业务有良好的优势互补效应，一方面可以形成稳定的现金流，提升综合盈利水平，满足工程承包业务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特许经营业务将塑造建筑公司与政府部门长期合作的关系，并打造良好的运营管理能力，延伸建筑公司从设计到施工到后期的全产业链协同能力。
采用“业务横向加法”(包括延伸产业链上下游与跨域扩张)战略的典型案例有美国AECOM、加拿大WSP等。延伸产业链上下游，如从上游设计切入到下游承包;跨域扩张，如从交通基建工程切入到环境工程、能源工程等。业务横向做加法一方面可以提升全产业链协同能力及整体竞争实力，另一方面能有效抵御主业所在的市场发生波动对收入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是提振估值的重要因素。
三、找准十四五战略规划起点
成功的规模化工程建筑企业大多都经历了长时间的积淀，或在专业化方面、或基于核心能力在相关多元化方面逐步形成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并在发展的瓶颈阶段采取并购手段进行细分业务领域的整合，或突破专业/区域的局限性。但在扩张的过程中必须把握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妥善处理规模与效益、速度与风控之间的关系。
工程建筑企业的价值创造来源于工程经营和资本经营。只有当企业投资所得的收益超过其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时才真正创造价值。要求企业在战略层面做好核心能力提升与资本杠杆的合理匹配，防止过度依赖杠杆，甚至抛弃自主施工，对核心能力带来伤害。衡量工程建筑企业价值的标准与关键过程驱动关系如下所示：
到达高利润区的方式和手段都具体集中地表现为对价值链上目标高利润环节的控制力的获取。建筑企业的五化策略和外延式增长发展思路如下图所示
慧朴咨询提出“一二三四五”顶层设计思路推进建筑企业发展，具体如下
一条主线：以经营为主线。
企业经营：向提供“融资-设计-采购-施工-运维”(FEPCO)一体化解决方案模式转型。
项目经营：投标阶段的一次经营效益、实施阶段的二次经营效益以及结算阶段的三次经营效益。
两个经济：规模经济与重复经济。
优化业务结构，转战大市场、抓住大业主、锁定大项目，进入高利润区，向规模发展要效益。
建立项目标准化管理体系，加强绩效考核，提升企业项目管理水平，重复成功经验获取效益。
三个核心：改进企业人才的能力管理、压力管理和动力管理，匹配企业发展要求。
设定岗位任职资格，编制岗位说明书，建立岗位序列及职业发展通道，推动关键岗位竞聘。
分解企业战略目标，形成部门及岗位关键业绩指标，建立组织绩效考核与岗位绩效考核体系。
结合岗位价值评估确定各岗位基本工资水平;岗位绩效奖金与考核结果挂钩;优化奖惩机制。
四项集中：集中项目策划、工程算量、合约管理、财务资金，强化集团管控。
五类热点：商业模式创新EPC /PPP;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筑科技;精益建造;装配式建筑。
四、持续优化业务结构与管控模式
强调顶层设计，以实现“集团化运作、产业链协同、专业化管理、品牌化拓展”为目标，在发展中持续优化集团公司的业务结构与管控模式。
持续优化建安施工、融资建造、地产开发各项业务的发展定位：房建做优、基建做强、冶建做精;融资建造业务平台化运营;房地产开发业务协同与效益并重。
集团总部对分子公司实施战略管控，包括战略计划监控、组织业绩考核、管理制度输出、内部业务协同管理、投融资管理、市场经营管理、项目过程关键控制点监控等维度。集团总部优化与上级单位及内部单位的交易机制，遵循自主协商原则推进各业务单元进行市场资源协调和业务合作。
分子公司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工程项目管控的法人(模拟法人)主体，承担组织损益的主要职责。
项目部负责项目具体实施，以履约或在履约的基础上强化成本控制为主线，对项目进度、质量、安全、成本承担主要责任。
五、提升施工总承包管理能力
集团公司施工总承包项目管理的必备能力如下
计划管理能力，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包括：项目整体管理、项目进度计划、项目成本计划、项目进度监控、项目成本监控;
设计管理能力，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包括：设计合同控制、设计成果管理、设计变更管理、深化设计;
采购管理能力，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包括：分包采购招标、采购合同控制、采购交付控制、分包采购结算、供应商评价;
分包协调能力，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包括：施工分包合同控制、工序及接口管理、施工分包现场协调、施工过程监控、劳务队管理;
公共资源协调能力，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包括：生产协调、现场总平面管理、公共资源协调;
团队建设能力，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包括：项目整体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资源保障能力，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包括：施工设备管理、现场物资管理、项目信息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行政后勤管理。
推动施工总承包项目组织管理向矩阵式模式转变，示例如下：
与施工总承包项目管理能力要求相匹配，建立相关岗位胜任力模型，并据此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招聘、培训、考核与薪酬等)优化。
六、向“F(融资)+EPC+O(运维)”转型
从以往单纯基于工程施工单一环节的项目管理优化升级到全周期项目管理，实现EPC工程总承包转型：
打造深度融合、客户认可、各方合作共赢的EPC集成管理平台;
升级设计、采购、建筑一体化的多专业集成的全周期项目管理综合服务;
整合专业人才、分包商、经验数据等优质资源;
完善组织结构、项目运行、绩效考核、参建方评价等各项工作制度;
扩展前期策划、设计管理、商务合约、招标采购、报批报建、计划管理等项业务能力。
除上述外，还需进一步扩宽业务融合范围，建立全专业、全阶段的多维的管理体系，建立完善齐全的工具箱，为项目提供更深入、更契合的支撑与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优秀的管理经验以及成本数据库、设计优化清单等内容，助推企业更快转型升级。(F、O未进行现场调研，暂略)。
七、规划集团公司经营管理体系
在理顺经营管理职责、规范经营管理活动的基础上，提前规划集团公司经营管理体系。在保持系统内部经营承揽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主动营销的市场开发理念，由“经营项目”向“经营城市”、“经营区域”的系统经营转变。坚持理性经营，品牌经营与精英拓展的经营策略。
理性经营。重视经营承揽质量，坚持效益至上原则，从经营源头上把握效益底线;做好项目风险评估，对存在价格、工期等重大风险的保利系统外部项目要果断放弃。
品牌经营。要特别重视重点控制工程、有影响力的高精尖险类工程承揽，将其作为撬动后续市场的窗口工程;高度重视重点工程的现场履约管理，以此展示实力，创造信誉、扩大影响，为市场经营奠定基础。
精英拓展。从品德、能力、经验、资历等方面综合考察，审慎选择“区域经营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在全公司范围内择优选拔经营人员，把最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吸收、充实到经营队伍中;坚持经营人员职业发展优先，经营工作出色的人员优先提拔，重要领导岗位没有经营经历不予提拔。
以顶层设计为指导，优化组织管理体系建设、业务管理体系建设和作业管理体系建设。
明确以集团总部为龙头、区域市场经营部为主体、各专项工程公司的协同经营功能，持续完善经营组织结构。
重点针对经营管理的决策机制、运作机制、激励机制，理顺职责，细化流程，明确要求，实现对经营活动的规范和指导。
结合集团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收集、整理、优化、完善经营管理制度文件。
八、向强化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
在高度市场化背景下，建筑企业的竞争已转向供应链竞争。要深入分析项目供应链总成本结构，针对成本弹性空间大的环节进行详细分析和方案设计，降低项目供应链总成本，并打造基于供应链金融的工程建筑产业生态平台。
要点如下：
基于“建筑产业互联网”生态平台的大数据能力，以解决资金需求为抓手介入建筑业“材料分供”与“劳务分包”两大环节，并逐步增加一系列“高端服务”(如管理软件服务、设计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技能培训服务、物资采购服务、检测试验服务等)，实现为工程项目业主及建筑产业上下游经营者降低成本、改进质量、提高效率的目的，推动传统建筑模式向“高端建造”转型升级。
推动建筑材料产品化、装配化及生产智能化，实现建筑材料以配件、组件在工厂内实现智能化制造，实现施工过程部分装配式，实现建筑产业向高端建造转型所必须的大数据基础，实现“业务在线协同”、“数据在线流转”，优化融资租赁(融物)、贷款与保理(融资)等金融服务的风控管理，拓展“生态平台”的客户范围并提高服务效率。
引导上下游经营者借助“建筑产业互联网”生态平台实现业务在线协同、数据在线流转，为简单业务(建材分供、劳务分包)逐步植入供应链金融服务。进而将长期应收款(如融资租赁等)转换为标准的保理产品，通过金融产品证券化(ABS)等突破资金来源限制，扩大平台服务范围、降低经营者成本，提高供应链的运作效率。
九、基于价值创造的职能战略专项规划
为了实现集团公司总体战略与业务规划目标，须按照企业总体战略或业务战略对各项职能活动进行规划(即核心能力建设)，需制订的职能战略专项规划包括：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财务资金、科研技术管理等等。
十、 战略绩效分解与战略闭环管理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拙劣的战略”，而在于“差劲的执行” ，多数企业在战略执行方面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战略思维与行动之间出现认识上的断层，高层领导认为他已经选定了明确的目标，而下属却不知所措。当组织规模日益膨胀的工程建筑企业面对大规模、多层次、多地域带来的管控挑战时，如果不掌握描述企业战略的简单有效的工具，将无法将战略在内部各成员之间直观展现——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要基于平衡计分卡(BSC)方法，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发展角度建立集团公司的战略绩效管理体系，并实施闭环管理。结合企业战略规划，将各项关键业绩效标分解到公司总部、分子公司与项目部，实现三级组织的业绩统一。BSC的构成文件主要是“图、卡、表”，即《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单项战略行动计划表》，它是运用BSC描述工程建筑企业战略的三个必备构成。
建筑企业在“十四五”规划五个重点方面的工作
1.价值链融合 纵向发展是企业转型时的一项主要途径。建筑企业未来的纵向发展模式主要是三个方向：工程总承包、投建运一体化、“BIM+”业务。“十四五”规划时，重点不在于选择纵向发展的哪种模式，而在于深刻认识新的业务模式的特点，按新业务的特点策划转型策略、积累新业务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能力，调整内部组织与管理体系，获得新业务的成熟能力和健康的市场竞争力。
以工程总承包业务为例。相对于传统施工总包业务，工程总承包是一项“全新”的业务，所需要的能力、资源、组织与运营体系、激励机制、业务理念等方面均与之前存在实质性不同。
在能力上，其核心是多专业协同，相比施工总包，工程总承包的专业性要强很多，既包括履约所需的各专业能力，也需要前期的专业相关的风险控制能力，同时，在市场经营阶段，往往还需要具备为甲方提供前期咨询的能力。
相应地，在资源上，则要求工程建设全阶段所需的各类外部资源，而在内部资源上，最核心的是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以人力资源结构为例，施工业务基本不需要有设计人员或设计管理人员，而在工程总承包业务中，成熟的组织，设计人员和设计管理人员是最重要的一类人员，也是占比最大的一类人员。
组织和管理体系方面，由于工程总承包需要多专业协同(因为工程总承包项目的成功往往需要一个组织作为资源和能力支撑，而非一个单纯的工程总承包项目部)，因而，其组织和管理的重心在公司层面，而非项目部层面，更不能依赖于项目经理。也因此，工程总承包业务对组织能力的要求更高、依赖性更强。同时，由于需要多专业协同，工程总承包业务需要有机式组织设置模式，这与建筑企业过去的组织模式有很大不同。
在激励上，本着责权利对等原则，其激励的重点也不再是单纯的项目部，而需要“多点”、“全面”的激励体系。
在业务理念上，相对施工业务就需要实质性的调整。一方面，在看待工程总承包业务上，应该用不同于施工业务的全新理念来看待。另一方面，工程总承包业务需要和外部单位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合作”关系，即需要以合作伙伴的态度获得甲方的信任，也需要以合作伙伴的态度对待乙方并建立信任。
业务价值链的融合，即是内部资源与能力的融合，也是组织和管理体系、内外部合作关系的融合。
“BIM+”业务，是指BIM+建设的模式，包括BIM+工程总承包、BIM+设计、BIM+投建运等业务模式。其突出的特点是真正运用BIM技术到工程中去。当前，已有极少数优秀企业，在部分细分行业，实现了BIM与工程的真正融合，并打通了BIM在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营等阶段的全过程运营。“BIM+”是未来必然的趋势，“十四五”规划中，优秀企业必须考虑“BIM+”业务的实现和发展。
2专业/服务延伸 在我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并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专业化的要求和趋势变得更强烈、更明显。在工程行业，专业化的要求和趋势同样强烈和明显。过去，建筑企业所需要的专业和专业服务主要是施工业务范围内的。未来，专业和专业服务一方面会沿着价值链延伸而延伸，另一方面也会因客户的需要或更好地服务客户而需要具备更多的专业和专业服务，如城市研究、工程咨询、最终用户研究、及整合现代前沿技术。
如城市研究，未来工程建设业务将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和城市群内部。因而，城市研究即是为未来发展做准备，深入和前沿的城市研究也是在具体工程上提升竞争力、在具体类型业务上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强力手段。当前的城市研究中，应当在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科技发展、社会文化进行创新性、前瞻性的研究，并且深入到具体类型业务方面，譬如对地下管廊的研究，就需要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生态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进行创新性研究。这些前沿研究，往往不是孤立的，未来将越来越多地与高校、研究机构、政府规划部门等横向合作。这既能把握未来方向，也能让企业提前做好准备。
再如整合现代技术，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将会广泛应用于未来的智慧城市、智慧工程建设上，建筑企业不需要具备相关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但需要能够通过整合社会资源而提供智慧城市、智慧工程的建设服务。
在建筑企业内部管理上，一方面随着竞争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工程服务所需要的专业能力更多更强，建筑企业内部也需要建立专业化的管理，包括专业化的组织、专业化的队伍、专业化的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
3重视技术的力量 未来，在工程行业越来越突显战略地位的技术是数字化技术。工程行业数字化技术涉及工程本身的数字化和工程企业的数字化，在当前即BIM技术和企业信息化技术。标准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工程BIM技术目前在行业内都如火如荼，且处于攻坚阶段，两项技术目前都还未到成熟阶段。但两项技术的作用已开始发挥，尤其是企业信息化技术，在提升管理效率和效益方面已有部分卓有成效的企业案例。同时，通过企业信息化工作，倒逼而来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是客观事实。这些都在提升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
作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两化融合和BIM技术终究会逐渐融合，工程行业的数字化终究会完成。在不远的未来，两项技术将会进一步加大行业内企业的分化，使优秀的企业更加优秀。同时，在数字化技术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数据资产将成为现实，部分平台型企业的建设也有望成为现实。
4提升客户服务 不管未来行业怎么发展，大部分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应该还是施工业务。在施工环节，我们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行业的产能、管理、人员都很充沛、成熟。在此情况下，既然能力都已具备，行业的竞争将更多体现在为客户服务之间竞争：谁能提供更精准更专业的服务、谁能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服务、谁能提供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谁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态度。
从客户服务的角度，企业一方面需要改变经营和服务理念，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内部的管理：组织设置、运营体系、激励机制等。在组织上，是否能够建立企业围绕项目、项目围绕客户的基本结构?在运营体系上，是否能够在各个组织层级建立面向客户的管理和作业流程?在激励机制上，是否在鼓励各级组织、各级管理者为客户提供各项专业和快速的服务?未来，更好地服务客户，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的追求。
5组织能力建设 在行业逐步发展成熟时，行业内企业建设和提升组织能力的压力和需求显著提升。面向未来，上述四项新要求都要求企业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尤其是提供综合型业务的企业，要做到稳定地提供综合型工程建设服务，必然要具备较好的组织能力，必须在企业层面解决各项专业能力的融合。
随着整个社会的专业色彩越来越强、整个行业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也必然需要在对外服务和对内管理上更具备专业性，只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才能整合各个专业，进而提供专业服务。
与组织能力建设类似，人才队伍建设也更加重要。建筑企业未来的各个方向的发展、各个维度的提升均需要以更专业、更优秀的人才队伍做支撑。
建筑企业在“十四五”规划五个重点方面的工作
立足现实，从研究解决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中寻求突破;放眼未来，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确定发展战略、目标和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和武器装备建设规划，很少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优势资源纳入这些规划中。导致非公有制主体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的范围有限、领域较窄、层次不高、比例较低、影响不大。
如何突破公私分立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军民分离的结构性矛盾和权利规则机会不平等的政策性问题，建立健全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国家治理能力;如何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资源，尤其是70%的技术创新成果，增强国家科技创新力、社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竞争的倒逼与推进作用，深化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制机制改革，是编制好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不能回避且必须研究解决的三大难题。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调整改革，应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必须尊重历史，从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刷新思想。
立足现实，从研究解决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中寻求突破;放眼未来，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确定发展战略、目标和路径。
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需求牵引，一体发展原则。依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和人民消费升级需求、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供给侧结构改革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应用，形成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
二是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原则。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组织的专业属性和创新成果的价值导向，创建持续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坚持科学技术创新与管理制度创新两轮驱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互促进，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有机统一;构建公私混合、供需结合、军民融合的组织领导体制、工作运行机制和政策法规制度;大力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促进科技与经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深度融合。
三是政府引导，协调发展原则。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引导国内外的多元投资、多方技术、多种力量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用市场手段优化军地资源配置，深入挖掘企业资源禀赋，形成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格局。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体现战略性——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前瞻性——把握未来世界政治形势、经济格局、军事斗争、科技前沿、文化发展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趋势;系统性——规划目的性、必要性、可行性、先进性、经济性、指导性的统一;结构性——传统产业和装备、新兴产业和装备、未来产业和装备的经济结构优化与调整;效益性——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十四五”期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还应当充分体现“五大特性”。
一是开放性。让全世界的顶级人才、科学思想、原创发明、高端装备、治理经验为我所用，提升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二是竞争性。让尽可能多的计划项目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中由最具实力的竞争者获得，防止与约束因大量行政审批引发的权力寻租等违法违规行为，使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值得的领域，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三是融合性。让全国所有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优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使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建立在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最先进的技术、最可靠的质量、最便利的资金、最有效的治理基础之上。
四是创新性。改革陈腐的封闭的过于保守的观念、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制度，激发和鼓励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让一大批新观念、新原理、新创意、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充分涌现，使科技兴国强军富民的战略思想，在14亿中国人民心中、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管理由封闭向开放、计划向市场、垄断向竞争、分割向融合、守旧向创新的历史性转变，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发展。
五是预见性。充分发挥规划计划的预防功能，科学预测可能发生且可以预防的给国家和人类未来公共安全带来的种种危害与危机，制定以预防为主、预警先行的应急法规和预案，最大限度地提高预防效能，降低危机风险。
01开放性
开放，是世界所有曾经强大、现在强大、未来强大国家发展进步的显著特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
2019年中国外贸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人民币(1950年为11.35亿美元、1978年为206亿美元)，占GDP总值的仅三分之一;二是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太阳能电池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5.3%、26.3%、47.5%;三是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外贸总值的42.7%，出口占比超过50%，首次超过外企成为中国第一外贸主体。
这三大特征昭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最大限度地对外开放，除了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外，其他所有领域尽可能地向所有国家开放。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技术、产品、装备、资金、信息等资源为我所用，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事业持续、稳定、开放发展。
抓住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带来的历史性机遇。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中国在金融、贸易、政府采购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一系列新举措，特别要求：“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进程。”
一旦加入该协议，一方面，我国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采购尤其是科技领域的相互交流与深度合作，最大限度地学习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军转民、民参军的成功做法，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加快推进中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
同时，在高强度竞争中塑造引领者、培育创新者、固牢优势者，警醒忽悠者、驱赶劣势者、淘汰落后者。
放眼世界，以“一带一路”为牵引，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截止2019年上半年，贸易总额：中欧3379.9亿美元同比增长11%，中国-东盟2918.5亿美元增长10%，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2583.3亿美元，同比下降9%。四年来，中国首次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2019年上半年外贸形势看，“一带一路”对中国进出口拉动作用极为明显，高于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可见，中国与全球的贸易结构正在改变，全球科技资源、人才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重新配置。
我们必须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亚洲投资银行”“5G产业联盟”等全球性、区域性、产业性国际合作组织，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
高举开放发展、融合发展、和平发展旗帜，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贸易关系，构建开放、共建、包容、均衡、普惠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和世界经济共同体，为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面对现实，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在全球针对主要经济体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持续近三年，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先后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
2019年12月13日，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即将签署生效。特朗普总统要把美国透支自己服务全球的理想主义全球化转变为牺牲他国服务美国的利己主义全球化，利用其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世界警察的美军和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采取刺杀、恐吓、威慑、诱骗、极限施压等多种手段，逼迫他国就范，形成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治强权、经济集权、军事霸权态势。
一场以夺取经济主导权与金融控制权为核心的世界大战已经悄然打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与全球反对贸易霸凌行径和单边主义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紧密合作，开辟新的经济合作领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与动能，共建共享合作成果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02竞争性
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质量效益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防止寻租腐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这里可以用我国高铁与汽车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式所产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来印证。
高铁通过全球竞争方式，以不到1000亿元的代价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成为上到国务院总理、下到普通百姓引以骄傲与自豪的中国品牌和名片。
汽车通过行政审批方式，花了至少60万亿元，而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得到，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国际品牌。凡是竞争方式发展起来的产业都比较好。没有竞争哪来的竞争力。
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最大限度地竞争，充分发挥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竞争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逐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指令性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法律、大数据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的转变。
建立充分竞争、科学评价、有力监督、有效激励的运行机制。按照“应融则融、应竞则竞，融竞并举，相互促进”的原则，除了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和特殊项目外，其他所有计划项目，一律通过市场竞争择优产生项目承担主体，全面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和稽查审计制。
一是改革完善政府采购行政审批制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动态管理制度和装备竞争性采购项目负面清单制度。明确不宜竞争或目前暂时不具备竞争条件的政府采购项目清单。
除了负面清单项目实行单一来源采购外，其他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开展竞争性装备采购，分别制定单一来源采购计划和竞争性装备采购计划，优先采购和持续使用军民龙头企业的创新技术和产品。
二是建立完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政府投资、免税、贷款、定价普惠政策制度。对于适用竞争性采购的技术、产品、服务项目，面向所有不同所有制主体，开展同条件、同标准、同要求的公平竞争，尤其要加快建立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进入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直接通道与机制。
三是建立竞争激励和保护制度。对于竞争主体少、尚未形成稳定竞争格局、技术或者产品专用性强的采购项目，或竞争失利方自筹经费、形成实物型或创新性技术成果的项目，可以通过项目补偿、分包补偿、经费补偿等方式获得竞争保护，鼓励和扶持竞争失利方继续参与后续竞争。
03融合性
融合，是集聚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状态的经济社会形态，熔化而成的一种更优更具价值的新的生态。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组合，而是复杂的化学反应。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充分体现融合要求，以兴国强军富民为目标，加快建立健全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组织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国家治理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所有制观念的禁锢、计划体制的束缚、垄断格局的限制、政策标准的制约、准入门槛的阻碍和信息通道的隔离，我国公私合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艰难推进，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建设步履维艰。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必须将包括优势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主体的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资源，纳入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国防科技工业与武器装备建设规划计划，使所有为提供国家公共产品、技术和服务的不同所有制主体，拥有同等地位、权利和机会。
集中全社会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公私分离、军民分离，以及新兴科技、新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封闭分散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形成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组织建立战略性新兴领域公私混合的新型“国家队”。抓紧组建各个领域尤其是战略性新兴领域，由国有领军企业和民营“隐形冠军”企业混合组成、由国有军工企业和优势民营企业融合组成的真正的“国家队”(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与大唐电信、紫光集团、清华同方、统信软件深度融合，英特尔、谷歌、微软、苹果还会那么牛吗?一汽、二汽、上汽与比亚迪、吉利、宁德时代深度融合，特斯拉还会那么火吗?)。
在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核心芯片、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技术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瓶颈突破，科技企业加速孵化、研究成果高效转化等方面，形成自主创新、自主可控为引领的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新格局。
解决由于贸易摩擦、“科技冷战”造成的引进国外领军人才、先进技术、高端装备与产业升级的困难，打赢美国对中国工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升级、中国经济向世界价值链中高端挺进的阻击战。
培育造就一大批高性能集成电路、下一代通信、人工智能、信息网络安全、新能源、新材料、新制造、新通信等新兴领域的“领头羊”;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独角兽”，以及一大批拥有专精奇特新技术新工艺的“小巨人”。
加快推进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着力推进金融、电信、石油、电力、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新型基础建设项目可以更多地采用PPP模式。中国联通与腾讯、阿里巴巴、光启的成功混改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十四五”规划会有更多期待。
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步伐，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任主任。
这一重大决定，再次向世人昭示，军民融合是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是兴国之道、强军之策、富民之举，利党利国利军利民。军民融合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同时，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未来30多年，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军民融合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是实施政治建军、科技强军、改革兴军、依法治军，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为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一流武器装备的新时代。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
军民融合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社会化保障、国防动员六大领域，以及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六大新兴领域，主要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人才、技术、信息、资金六个方面的融合，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改革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兴国强军富民的战略目标。
确立国民经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战略和目标。按照需求牵引、技术推动，计划调控、市场竞争，扩大开放、合作共赢，激励创新、确保打赢的基本原则，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既要制定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非国有经济主体，参与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战略规划、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法规政策，又要制定吸引世界各国科技领先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与产品参与我国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策略和路径，使我国经济建设、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真正建立在全国乃至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质量水平之上，逐步实现我国工业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目标，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和世界一流军队。
实施差异化竞争和不对称发展战略，率先推出具有独特价值和创新特征的领先科学、技术和装备，逐步化解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存在的“四强四弱”(外延性发展动能强、内生性发展动能弱;中低端产业发展能力强、高顶端产业发展能力弱，仿制生产能力强、自主创新能力弱;机械化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强、信息化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弱)的结构性矛盾，铸造世界一流武器装备，打赢未来任何强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起的现代化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建立健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举国体制。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组织领导管理体系。随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设秘书局、战略规划局、协调局、政策法规局)的组建与运行，2017年底，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相继组建完成军民融合领导机构，标志军民融合战略实施的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建设与军队后勤保障管理体制，将目前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局、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后勤保障部三大管理部门，调整组成中央军委武器装备管理部，统一领导和规划管理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与后勤保障工作，提高武器装备建设质量和整体效益。
调整改革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科研项目计划管理体制。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优势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规划计划，调整改革不适应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和有碍民参军的生产关系，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军民分离问题，彻底解决80%以上的军民两用科学技术(华为的5G通信技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的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比亚迪、卧龙集团的新能源、新电机技术，深圳光启、苏州赛菲集团、江苏恒神的新材料技术，中芯国际、寒武纪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等等)、基础建设、装备建设等领域的分散管理体制导致的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质量与整体效益，实现国家一份投入产生两份、甚至多份效益的军民融合新目标。
实行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双向投资管理体制。对关系到国防工业生产力布局和装备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项目投资，必须服从国家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国防工业和装备建设投资项目，必须由国家投资控股，并在国家计划调控下进行;而对具体的投资活动管理，则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装备建设规律的要求。
对国防工业和装备建设一般性的投资项目，可运用市场调节和竞争机制，放给企业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受国家计划调控的有限竞争类国防工业和装备建设投资项目，也要实行项目负责制和投入产出挂钩的投资包干责任制。
建立健全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一是建立组织管理体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中统一领导下，成立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管理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牵头，会同国务院其他部门组成的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动员组织体系和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牵头，会同中央军委其他部门组成的国防动员组织体系。
二是健全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完善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属地管理、分类分级实施、依法处置、规范操作、高效运行的国家和地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主要包括联防联控机制、应急管理培训与协同演练机制、资源动员与调剂机制、重大风险研判决策监管机制。
三是完善法规制度。完善国家和地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立即报告制度、事件性质研判和决策制度、应急响应制度、应急管理协同推演制度。通过对可能发生的涉及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情景想定、模拟推演与实战演练，不断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行动预案。
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法规。抓紧制定出台基本法律。抓紧制定出台军民融合发展法，武器装备采购法、武器装备军民一体化科研生产和维修保障法。明确军民两用人才培训，军民两用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密系统、物联网系统，机场、铁路、公路、码头、医院、油库建设与使用管理办法。
彻底清理阻碍民参军尤其是阻碍军品市场竞争的现有法规标准。清理、修订影响民参军的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和行业企业标准，建立完善军民融合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军民两用技术体制、质量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服务保障标准等。
调整改革资金融合政策。充分发挥近2万亿国家科技投入政府基金的基石作用和对市场技术资本的引导作用，让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到技术资本市场，让低流动性的技术资本再转变为高价值和高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向内生型经济转型的科技金融动力引擎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动力引擎，实现经济增长不再依赖边际效用递减的投入方式，而是通过科技创新从供给端创造新需求的经济增长方式。
充分发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职能，统筹规划与集中使用国家军民两用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国家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战略大后方建设资金，以及重点地区和行业军民融合产业基金。
集聚全国全军相关领域顶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全力攻克一批长期制约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的短板、瓶颈难题，化解一些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潜在风险。
此外，融合“七费”(武器装备科研费、购置费、维修管理费、阵地建设费、使用保障费 与国防科研条件保障费、生产技术改造费)的统一使用管理，制定面向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七费”管理办法。
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混合所有制改制、股份制改造和资产证券化进程，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尽快打造由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领军人才融合而成的真正的“国家队”。
建立专业的军民融合股权投资、成果转化、贷款担保服务机构，量身定做激励技术创新、化解新兴领域重大项目研制风险的金融(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扶持所有推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不同所有制主体共同成长，为军民融合产业化发展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
完善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投资管理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民营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服务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建立完善适应价值规律、装备建设发展规律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制度。遵循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对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对提升武器装备作战使用效能的高价值装备，给以必要且适当的价格倾斜，激励国防科技工业加快技术创新，促进高技术装备的发展;遵循技术决定价格的规律，加强装备技术的先进适用性论证和价值工程分析，确定合理的目标成本价格。
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建设的促进作用，重视现代高技术研发的软件和人力成本，通过灵活的定价办法使自主创新投入的“倍加”的脑力劳动和软件成本能够得到补偿，以激励研制和生产创新。
建立价格激励机制，合理确定客观反映装备作战使用价值的价格构成，鼓励承制单位自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建立国防科技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开展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估，对技术先进、特别顶用、能够明显提升装备体系战斗力的技术或产品，按照物有所值原则给予奖励性的合同定价。
积极摸索适合于装备科研、生产、维修等不同阶段和装备不同性能、质量特点、采购数量的多种形式的计价管理办法，体现优质优价原则。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一个主要、七个重要”对民营企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推进民营企业发展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
强调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习总书记讲话后，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降税减费、贷款优惠、财政支持、创新激励的政策措施，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伴随党和国家民营经济发展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政策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国民营企业2700多万家，注册资本165万亿元，上缴了全国税收的50%、创造了60%的GDP和70%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提供了80%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和新增就业岗位。
华为、比亚迪、吉利、宁德时代、阿里巴巴、滕讯、百度、小米、京东、苏宁、光启等民营企业，代表未来新技术发展、新商业模式、新经济形态、新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引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先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开放，向中高端挺进。
全国15万家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目前，只有近3000家参与了国防建设;20多万项军用技术和产品，仅解密发布了近万项。军转民、民参军的潜力巨大。“十四五”发布的军转民用技术和国防专利会成倍增加，必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升。
2014年以来，军委装备发展部牵头举办了五届军民融合高科技装备成果展览，展出了1100余家高科技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非军工国有企业的6100多项高科技成果。
还有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暨中关村三届新兴领域专题赛和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发掘了民营企业上千项先进技术成果，以及“十四五”期间还将展出更多更好的高技术装备成果，为充实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供了优势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建设很好的样板与储备，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04创新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是创造一流武器装备、打赢未来战争的根本保证。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走过了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漫长历程。面对世界政治形势、经济格局、军事斗争、科技文化领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充分体现改革创新要求，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确保规划任务的全面落实和圆满完成。
认真总结我国计划体制(1949—1979年)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不久，在科技资源稀缺、国家经济实力较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全面封锁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有计划高度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突出的成就是建成了156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和青蒿素，培育形成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和顶级科技人才队伍，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后40年改革发展的深厚基石。
立足国内，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与动能为核心，加快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几十年，从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收效甚微，至今没有找到改革的关键和钥匙。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企业、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企业、经济发展的动能在企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企业、经济发展的效益在企业。因此，夯实企业发展基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释放企业新旧动能，应当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企业发展基础和创新活力来源于企业人才，而中国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人才绝大多数集中在党政机关、国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军工集团，最需要人才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却很少，这是当今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与动能不足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规划项目流、资金流、信息流都比较顺畅，恰恰对实现规划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才流呆滞严重(从人力资源配置上，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我国科研队伍中一半以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0%以上的“杰青”都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之对照的是，截至2016年，全国177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只有9名“杰青”、71名“千人计划”入选者)。
一方面，要按照中办国办《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大力鼓励党政机关、中央企业、国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军工集团的人才流向优势民营企业，夯实微观经济基础，增强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发展。
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加强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领导与管理，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健全平等保护的法制环境，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建立健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工程技术与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协同发展、创新发展的组织机构、政策制度、规划计划、资源保障体系和“五大”机制。
建立跨国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专业的科技创新组织领导管理体系，推进科技创新的大开放、大联合、大发展。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独特优质产品、先进工艺技术或资金参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集中全社会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发展。
建立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的直接通道与竞争机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驱动关键技术的突破。
调整改革有碍科技创新的生产关系和政策制度，从源头上彻底解决80%以上的军民两用科学技术领域的分散管理体制导致的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问题，提高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与武器装备建设质量效益。
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机制。
一是政学研产用协同创新机制。聚焦基础科学项目、重大技术项目、关键共性技术、关键工艺项目、前沿引领技术、应用型技术，建立健全政府和军队需求牵引、院校和研究机构科学研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设计生产、政府采购与军队采购使用支持的科技教育创新政学研产用协同创新机制和创新成果收益共享机制。
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协作攻关，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攻克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创新、人才流动全流程创新链与产业链。
二是新业态新模式孵化培育机制。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新兴产业的加速转化(高性能集成电路技术每两年更新一次，全球科技知识每四年更新一次)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分布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新兴领域颠覆性开创性革命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创新的成熟和商业化应用催生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生态。
具有强大赋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通用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传统工业向 “新四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定制化)发展。
5G、网络安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等新型基础建设领域，是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实施PPP模式最具潜力的领域，是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新业态，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是推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打造新兴科技企业孵化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产业升级平台的重要支撑。
三是持续长效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持续的人才保障、技术保障、设备保障、资金保障、信息保障、政府与军队持续采购保障机制;设立产业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四是特事特办与快速响应机制。
遇到战争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其他特殊性、探索性、应急性、法律法规未定性且对科技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事项，启动特事特办与快速响应机制(立即发生发现、立即报告、立即处置、立即评估、立即闭环)。
制定与落实激励科技创新法规政策。抓紧制(修)订遵循科学规律(实践性、必然性、系统性、渐进性、不确定性、可持续性)、体现创新精神(理性与沉淀精神、求实求真精神、批判和怀疑精神、创造与探索精神、改革与创新精神、平权与团队精神、奉献和人文精神)、突显社会价值(科技创新回报与成果价值匹配)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
在思想观念、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奖励政策等方面，把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发展摆到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我国自然科学比工程技术落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比自然科学更落后的局面。
国家通过调整制定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无息贷款、保险保护、价格倾斜等政策，国防科技工业和军队装备采购部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鼓励竞争、激励创新的合同条款，着力激励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对推动基础科学、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单位及其创造者。
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创造谁拥有、谁转化谁享有” 的原则，完善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允许科技成果创造者拥有部分知识产权和长期使用权，并以法律或合同形式进行事先确权，通过转让、入股、使用费、现金奖励等多种灵活形式，实现相应回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调整改革人才管理政策制度。调整改革高端人才引进、培育、调配、流动、使用管理政策制度，制定完善人才事业发展、资金、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全面优待政策，吸引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新兴领域技术领军人才、杰出管理人才，加入科技教育创新人才队伍。
对同时带来高技术项目的团队，给予更加优厚的特别政策支持。聚集世界科技精英，融合国内不同所有制主体的顶级科技人才、领先技术和优质产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
坚决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的方案》《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深化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改革、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人才激励、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科研绩效评价与奖励制度改革，建立以目标和绩效为导向的科技计划体系。
激发和鼓励一大批科学家、企业家、高级管理人才和大国工匠，以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独到之处的科学观点、独具匠心的科学发现、独辟蹊径的技术路线、独一无二的品牌价值，协同攻克硬科学、黑科学、软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的一个个“哥德巴赫猜想”，集中力量突破高性能集成电路、航空动力、人工智能等“卡脖子”技术，引领中国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协调发展，引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打造一流武器和装备，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保卫人民安全。
05预见性
预防，是做好任何一件事情最重要、最经济、最难能可贵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重大工程装备和武器系统在设计阶段1美元的可靠性投入，可以节省30美元的制造、维修、保障费用;投入预防的医学费用效费比远远高于投入治疗的医药效费比。
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充分发挥规划计划的预防功能，总结吸取国内外发生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防控治理经验与教训，科学预测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人类经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可能发生且可以预防的给国家和人类未来公共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带来的种种危害与危机，制定以预防为主、以提升我国基础设施抗灾力(包括信息网络)、国家动员力、政府公信力、舆论引导力、疫苗研制生产与使用管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公共安全预防治理的战略方针、政策法规、规划计划和行动预案，最大限度地预防过度开放、过度竞争引发的金融风险，预防虚假融合、虚假改革、虚假创新带来的信任危机，提高预防效能，降低危机风险。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使我们人类每个人的身体经受一次免疫、心灵受到一次洗礼、思想得到一次净化。我们远远低估了这次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社会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和深刻影响。
面对这次来无影、去无踪的新型、顶级、强壮、传染性巨大的病毒，如果我们事先有预防为主、预警先行的理念、法律和预案指引，有“立即发现、立即报告、立即隔离、立即防治、立即闭环”的应急快速响应机制，有“救人比救市”更重要的观念和措施，应该不会是今天这样的严重局面。可见，防患于未然本是规划计划至关重要的应有之意。
我国应对这次罕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效，充分体现了我国正在建立的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强大的制度优势。
本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大溃败(截至2020年3月24日，美国前20家上市公司市值一个月内锐减近20万亿人民币。其中，苹果减少2.5万亿元、微软减少2.1万亿、波音减少63%、埃克森美孚和花旗银行减少50%)，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世界的自私、贪婪的本性和虚化、寄生的本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走向政治倒退、经济衰退、文化消頽与社会危机，这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吸引欧美顶级人才、先进技术、高端装备、优质产品、避险资金的最好时机。
只要我们坚持底线思维、战略思维、主动思维，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立足现实，从研究解决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中寻求突破;放眼未来，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确定发展战略、目标和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和武器装备建设规划，很少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优势资源纳入这些规划中。导致非公有制主体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的范围有限、领域较窄、层次不高、比例较低、影响不大。
如何突破公私分立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军民分离的结构性矛盾和权利规则机会不平等的政策性问题，建立健全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国家治理能力;如何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资源，尤其是70%的技术创新成果，增强国家科技创新力、社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竞争的倒逼与推进作用，深化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制机制改革，是编制好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不能回避且必须研究解决的三大难题。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调整改革，应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必须尊重历史，从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刷新思想。
立足现实，从研究解决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中寻求突破;放眼未来，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确定发展战略、目标和路径。
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需求牵引，一体发展原则。依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和人民消费升级需求、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供给侧结构改革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应用，形成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
二是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原则。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组织的专业属性和创新成果的价值导向，创建持续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坚持科学技术创新与管理制度创新两轮驱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互促进，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有机统一;构建公私混合、供需结合、军民融合的组织领导体制、工作运行机制和政策法规制度;大力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促进科技与经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深度融合。
三是政府引导，协调发展原则。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引导国内外的多元投资、多方技术、多种力量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用市场手段优化军地资源配置，深入挖掘企业资源禀赋，形成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