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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才有了改天换日的大变化。“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本站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的，供大家参考选择。2020年党史教育党课讲稿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坚克难，一路成长，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党。回望历史，不难发现，这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观念、维护核心、强调看齐有很大关系。从党史的视角梳理“四个意识”的红色基因，有利于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贯穿党的整个奋斗历程。1921年7月，党的一大把“宣传共产主义”写入党纲，并明确规定入党的前提是“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体现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和鲜明的政治意识。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依然高度重视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不久就开展整风整党。1955年，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改革开放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邓小平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无论是强调讲政治，还是增强政治意识，主要指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以及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等对于所有政治现象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对领导干部而言，必须突出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实践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强调政治意识具有特殊的意义。
2.坚持以大局为重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全局上谋划和推动工作，是我们党的一贯方法，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成功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艰难险阻的宝贵经验。大局意识，主要指统筹国际国内局势、党和国家大势的根本性、全局性的视野高度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谋划发展。革命年代，针对革命实际，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都强调各地要着眼革命大局。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指出，“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大局意识的最初表达。毛泽东说过，“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强调以此为指导的工作方法是，“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邓小平指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执行中央命令，不顾疲劳千里跃进大别山，演绎了一段顾全大局佳话，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
新时代治国理政任务极其繁重，“强起来”谈何容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制定各方面决策部署，首先要有正确大局观，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要统筹谋划、通盘考虑各方面因素，兼顾各方面利益，协调各方面关系，明确轻重缓急，使各方面资源发挥最大效用”。这些论断，浸透着历史智慧，指引着工作方向。
3.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核心意识，就是全党上下一心，充分认识并积极拥护核心的作用和地位，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更是被党的历史所验证。1922年党章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这被视作核心意识的早期表达。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成熟的党中央。遵义会议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努力下党的革命事业才不断取得胜利。我国革命历史表明了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毛泽东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突出加强党的领导，还高度重视增强全党的核心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核心意识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就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核心，不仅来自党的历史，而且关乎党的未来。
4.向党中央看齐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强调增强看齐意识，时刻注意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特别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地位，如各地党组织“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等，就是看齐意识的早期表达。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一致的……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正因如此，我们才屡克时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解决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全党上下齐心协力，全党增强看齐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喊看齐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只有经常喊看齐，只有各级党组织都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偏，使全党始终保持整齐昂扬的奋进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这需要全党站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前行。
2020年党史教育党课讲稿
在这繁花似锦的七月，我们共同的母亲—伟大的党迎来了她九十周岁的华诞，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为我们的党祝福，贺寿!今天我们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沐浴着晨曦的阳光，唱着春天的故事，我心情是那样激荡。然而，回首眺望走过去的历程，却是那样的曲折不平坦。在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风雨与沧桑。是中国共产党人用9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受单位领导之邀，根据党的历史决议，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最后再简单的说几条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2、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在1915年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等在北京;董必武等在湖北;毛泽东在湖南;谭平山在广东;王尽美在山东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12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二大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东征，平定了军阀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2、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1、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19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2、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19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3、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7.7——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8——19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1、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2、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3、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4、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xz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0——1956.12)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19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最高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九十历史的启示
201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在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不平凡的九十年，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从党建设的历史进程、从发展道路的反复探索、从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从新世纪的严峻考验，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深刻启示。
1、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九十年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经过艰苦的探索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一结合，开辟新的道路，取得新的胜利。正是坚持这一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武装斗争，发展统一战线，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正是坚持这一结合，创造性地找到了壮大国营经济，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是坚持这一结合，创造性地迈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毛泽东思想成功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大飞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再次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大飞跃。近二十年来，我们党先后又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大思想战略，也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而在今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党也将不断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
在新世纪新的征途上，我们还可能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开拓创新精神，才能够找到适应新情况的新思路、新途径，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新措施，继续把我们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2、实现、发展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
九十年来，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经过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正是由于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不懈地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在新形势下，只有继续把人民利益作为党的最高准则，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地发展进步。这就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谋人民群众之所需，千方百计地为人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搞改革、搞建设，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团结各族人民。在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抗日时期，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革开放来，我们党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逐步完成祖国领土的统一。面对我国政党林立，民族众多的情况看，我们党仍然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重要机制，团结人民，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4、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重视党的建设。
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党始终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我们的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是由当代中国先进分子组成的。我们党始终秉持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新中国的创立者，而且是建设和改革的政治设计者、组织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行动带领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重要性，也致使我们党更要坚持完善自身。
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解决好“参加革命究竟为什么”的问题;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解决好“现在当官干什么”的问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解决好“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要做到严以律己，洁身自好，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而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展现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和道德风貌，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增强党的凝聚力。同时也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体制，切实保证人民军队、国家政权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各尽其责，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发展，致力于人民的幸福安康，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20年党史教育党课讲稿
2019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组织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谈一件事情。幸福也好，复兴也好，百十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考虑和追求这件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作为伟大革命的先行者，他在1894年说道：“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谈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地方大，人又多，如果一起努力可以成为世界强国。1905年，他又说道：“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谈了一种责任担当，即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振兴中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那么，今天和一百年前有什么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山河破碎与百年逐梦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关键时期的历史性盛会，报道这次盛会的中外记者就有3000多人。英国广播公司这样报道，“十九大是一次‘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大会——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市场之网中‘新的服务器’，‘站在世界地图前’谋划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经济的未来提供新的智慧与方案。”这里也提到了很多新名词：世界地图、市场之网、智慧与方案。但是，学历史要带着历史纵深感，历史上的事情不结合历史的纵深很难把它看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对抗的清兵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但是这场战争清军却被打败了。不但如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也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之一。在清王朝覆灭前的70年间：GDP从世界占比29%下降到6%;不平等条约签订数量达1145个，平均每年16个;割地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英国。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怎么了?我们知道，这和一种毒品有关——鸦片。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后，吸食范围非常广泛，官僚、地主、商人、太监、差役、军士、和尚、尼姑、乞丐都在吸，毒害的是中国人的肉体和灵魂。魏源曾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曾对道光说，鸦片如果不禁，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因此，道光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远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不但敢和英国硬碰硬，同时他还是被历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也是有过程的。他曾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也就是说，他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这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讹传，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依然相信它。如果认为敌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不一样，这就会直接影响战略。
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接替他的人叫杨芳。杨芳到前线打了几仗，而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遇到了新问题，他说,“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一句话，他认为陆地上的他打不中海里的外国人，我是主你是客，这非常邪门儿，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洋人都是邪教，用的都是妖术。怎么破妖术?他们采用了三招：扎草人、建道场、买马桶，他们认为用污秽之物能破妖术，希望把马桶扔到海里能让英国人的炮打不准，取得战争胜利。当然，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1.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败，破解“技不如人”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此前，我们败给了西方列强似乎还“情有可原”，而这一次败给了几百年来跟在我们后面的学生——日本，我们受了特别大的刺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研究甲午战败背后的原因。但不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单从技术上想办法显然不行了，于是我们开始从制度和政治上寻求出路。
2.戊戌变法——破解“制不如人”
康有为、梁启超把一道一道折子上给光绪，光绪是年轻的皇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废纸，地方上没有人帮光绪落实新政。戊戌变法最后以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结局。
3.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中国开始了16年的北洋军阀混战。此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苦闷彷徨了，他们搞不明白日本和西方国家走得通的技术和政治革新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都不能成功。这时，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根本改变国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技术的革新。
4.新文化运动——破解“文不如人”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此时，共产国际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凡是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一棵参天大树，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但是，中国共产党98年前诞生的时候却是一棵幼苗。为什么这棵幼苗在那样的年份、月份和条件下破土而出?实际上这和土壤有关系。总结一下，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三点没有做到：一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二、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此后，1920年8月和10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但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两个党组织还不够，此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又纷纷建立党的发起组，这下力量就相对强大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这些党小组比较分散，不是统一的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7月，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7月30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他们是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的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我们知道，此前80年，历代仁人志士推这个门、推那个门，但是没有一扇门能推开，为什么?因为手里没拿钥匙。打倒军阀除列强就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中国共产党有了钥匙，打开了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其同三民主义结合起来，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1926年7月，北伐动员令发布，此后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实行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实施的效果很好，北伐军进攻湖南，会攻武汉，攻取江西，进占福建，进驻上海，攻克南京，节节胜利。但是，细心的同志会发现，武汉、南京、上海等都是长江沿线城市，这说明北伐没有彻底过长江，这就出现问题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甚至公开“忏悔”。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等同志选择加入共产党。我们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路平铺直叙，而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危难关头总有那么一批选择跟党一道走的人，这也是我们党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所在。
国共两党说好要一起北伐，但是走到半路，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发动了大小一百场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我们此前没有着重抓枪杆子，有一些枪杆子还抓得不牢，因此，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队伍被消灭了。然而，一批在起义失败后转向山区和农村的队伍却活下来了。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后来，我们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极大地触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对我们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胜利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蒋介石发现此前剿灭不了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和老百姓关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这是软的一手;军事上建立碉堡，这是硬的一手。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碉堡让我们吃了很多苦。与此同时，我们党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前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掌握了党政军权，由于他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部委大秘整理，同时任用不怎么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于人数锐减，我们无法保住中央苏区，只能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至12月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人数从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进入军事“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据历史统计，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员从30万人锐减到3万人。毛泽东同志说，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1936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督剿红军。12月7日，张学良劝谏失败，于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宣布扣押张学良。张学良在36岁时被扣押，直到90岁时才被释放。学习党史，细节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正确的历史观来指导我们对党史的学习。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战后，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是战前的40倍。国民党军队由抗战初期的170万人增加到524万人。此时，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谈判期间，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此后，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可以很快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条肯定躲不了、绕不过，就是土地。任何一次战争战场上战略态势的转移都有战场外土地政策的衔接与配套。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就是满足老百姓切身的实际利益需求。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党的探索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之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且不说国际上有势力要绞杀我们，单说城市建设和经济管理这摊事我们就不熟练。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开展，我们需要进行经验的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严峻形势，莫过于物价飞涨和财政赤字两大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发行量增加1445亿倍;二是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了稳定物价，获取财政经济好转，党和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一是“银元之战”(使用政治手段)，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商200余人，打击了非法金融活动;二是“米棉之战”(使用经济手段)，投机商在银元之战后转而投机两白(米、棉)一黑(煤)，陈云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物资调运，适时抛售并收紧银根，投机商纷纷破产。
我们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有雷霆手段，有经济手段，立了威才开始搞经济建设。1956年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来。
正当我国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时，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找到了我们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求社会主义道路自身建设的一种尝试。我国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勾画蓝图的方法。
四、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发现，“三步走”步幅不一样，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50年。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30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2020年到2050年这30年从中间分成了两个15年：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发现，在“大三步”里面有“小三步”，“小三步”里面又有“新两步”，这就叫一脉相承。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教训，那就是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止步不前，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国家的发展速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党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其中十六大和十八大完成了领导人的平稳交接。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作出了科学界定，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并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五、百年逐梦与经验启示
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今天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认为，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管不管用，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认认真真把它学透。
马克思曾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我们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呢?当然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他能在一百多年前给我们提供研究问题的方法，已经非常伟大了。
第二，一定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为什么以前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平时形影不离的手机打个比方，因为世界上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的手机里都有APP软件，每隔十天半个月它就会让你升级，我们看手机软件这么小的东西每隔十天半个月还要给它升级，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死守一个教条，几十年不进行“升级”，肯定是不行的。我国之所以越发展越好，就是因为我们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特别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我要和大家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耿飚。耿飚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这样一位革命家，是有着非常深的爱民情怀的。1991年，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当地的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没有批评和责备大家，而是说了个故事，又问了个问题。他说，50年前我所在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犯了严重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这些老百姓都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百姓的请求。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这一问，实际上是耿飚在拷问今天的共产党员还保留有多少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这值得我们深思。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大家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发现，在基层培训班上相对来说谈得比较少的是全面依法治国。难道全面依法治国相对于其他三个全面来说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认真想一想，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热点和焦点新闻，其实都和法律有关。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一定要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特别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1935年1月2日，红军长征来到乌江天险边，命悬一线。王耀南在江边进行勘探时发现流速太快不具备架设行军桥的可能性，这让他一筹莫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河是当务之急，大家都非常焦急。这时，营里一个叫石长阶的战士跑过来说，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是不是可以砍竹子做竹筏过江?王耀南说可以试一试。于是战士们就到竹林里开始砍竹子，刚砍了没几分钟，石长阶又跑到竹林里提醒大家砍竹子的时候要分公母砍，否则老百姓要遭殃了。石长阶说，他从小在竹林长大，所以对竹子比较了解。要知道这种地区的老百姓冬天挖冬笋，春天挖春笋，平常还要把竹子砍了编背篓增加家里的收入，就靠这点竹子生活。竹子是分公母的，第一个分杈的地方是单杈就是公竹，双杈就是母竹，如果不小心把某一种竹子砍光了，这片竹林说没就没了，竹子没了让当地老百姓怎么活?王耀南一听是这个道理，于是他重新下令，让战士们对不能砍伐的竹子做标记。我想问大家，这个活儿细不细?实际上非常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在竹林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感觉辨认起来是挺困难的。那么战士们跟我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们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竹子分公母，都是现学、现辨认的，是挺耽误时间的，而且他们在长征途中，晚过河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犹豫，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老百姓的生计后面。我们今天谈初心和使命，谈先进性、纯洁性，什么是初心和使命?乌江边的红军战士给今天的共产党员上了最好的一课。
逐梦之路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