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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就是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或几句名言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也可以叫做读书笔记，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也是应用写作研究的文体之一。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读瞿秋白《多余的话》便能感受这种来自生命的真实和心灵的表白。仿佛看见了那个午后，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人，手带铁铐，在几个武装人员的押解下，缓步前行。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处草坪，中年人回头对押解的人笑笑说：“此地很好。”稍后，枪响了，中年人应声倒地。
瞿秋白是不幸的，一个中国传统书生的不幸，他的不幸源自他的懦弱。也让我们看清了“政治”与“政客”。他在人生的尽头一吐为快，说出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册，润泽后代，成为永恒。
瞿秋白本立志“文学”，但却因交不起北大的“学膳费”而改投“俄文”。那时俄国已经革命，本想以俄文谋口饭吃，谁曾想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不能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已够痛苦，他却更不幸地登上了一个自己不擅长的“政治”舞台。他用书生式的懦弱对待人生，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在接二连三地受到政治打击后，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之名，被王明、博古他们有意地将这个包袱甩给了敌人，客观地讲王明、博古是在借刀杀人。
瞿秋白在走向刑场前写下这《多余的话》，算是一种解脱。至少他敢于讲出许多人不敢讲的话：参加革命仅是历史的安排，并非追求什么马列主义。尽管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但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
直到最后，瞿秋白才真正感受到一种人生的超脱。在说完心里话后，他还不忘“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临刑前，瞿秋白曾经写过一首《卜算子》词，其中有：“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一场悲剧就这样结束。
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多余的话》一度让瞿秋白背负了“叛徒”的罪名，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为什么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呢?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
当年目睹这一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瞿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
《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但瞿秋白的文风也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们对《多余的话》为伪造的结论心存疑问。
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瞿秋白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建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曾经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到了“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80年，经中央同意，有关方面举行了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在2009岁末出版了足本的《多余的话》。在很长的历史时光里，一提到这《多余的话》，给人的印记绝不是褒义的红色巨著，而是灰色甚至黑色的冰冷之作。从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到6月18日从容就义，年仅36岁的瞿秋白，所思所想一定比这几万字多得多，然而这些文字是精粹的精粹。在当今稀缺真话的时代，它让人看明白，什么是真话，是心里话，是能够传世的话。
非一般的经历，才有非一般的真切。在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陈独秀和瞿秋白这些具有非凡识见的知识分子，不是只为自己找寻“出路”，而一心想着为民族为国家探索前途。历史的潮流于是把他们推上了中共成立后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所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从来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陈独秀和瞿秋白都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排挤、迫害;最后，他们都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陈独秀囹圄之苦，但威武不屈;瞿秋白面对枪口，大义凛然。
死生终归要置之度外。我真的很心仪那样描述的场景：瞿秋白临就义之时，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
真话从来不多余。可是，对历史的理解，需要时光的洗涤。
1950年岁末，毛泽东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题辞，个中评价是切中肯綮的：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瞿秋白先生杰出的人文文学才华，至今堪称典范。难怪大先生鲁迅都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的杂文，今天读来都是那么的鲜活明澈，你一点也不觉得是近一个世纪前的人写的。秋白先生，真乃旷世之才子、睿智之学者。《国际歌》最早的杰出翻译，也来自秋白之笔。他将它翻译成了中文，其中天才的译法，就是经过反复揣摩推敲之后，将法文长节拍的“英特纳雄耐尔”采用音译，否则是怎么也找不到可替代的适合的中文语词的。于是，全曲的主题与灵魂，有了妥帖且含蓄的音韵寄托—“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然而—现实的知识者，与远大的革命理想，终究是有距离的，“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书生与革命者，成了他自己所言的“脆弱的二元人物”。而对“斗争哲学”—不仅与“敌”斗、也与自己人斗的“斗争哲学”，瞿秋白早早就开始了厌倦，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深入、深刻、深切。
毕竟，秋白本质是书生。每次开政治会议什么的，瞿秋白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逍遥终是成了梦魅。“我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在杀害瞿秋白数十年之后，宋希濂如是有云。
忧伤蚀我心怀。瞿秋白，这位来自江苏常州的谦谦书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编辑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一位识见非凡的文人书生，但确实不是挥斥方遒的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他如果纯粹从事写作，那大抵可以成为鲁迅第二的。然而，洪流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生命的年华在36岁上戛然而止。这是历史的笔误，不是他自己的错
秋白毕竟是书生，一个真实的、有骨气的、从而也是坦荡荡的—书生。